其他
专题导言“景观”(Landscape)在不同学科中有大相径庭的含义,进而导向诸多迥异议题。如在地理学领域,景观主要指客观的景色空间,故实地测量、制图分析和图像解释等成为分析空间布局的工具。又如,在历史学领域,学者用文本解读与实地调查的双重方法为景观作传,即分析景观的历史演变。而在心理学、社会学、建筑学等领域,除了客观的空间实体以外,主观的景观体验也被纳入考察范围。景观学在二十世纪中叶成为独立学科,继承过去景观概念的复杂性,成为一门汇聚众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本专题的前两篇文章选取景观研究的早期经典,以揭示这一领域的源头。霍斯金斯的《英格兰景观的形成》被认为是欧洲学界景观研究的起点。同一时期,杰克逊创立《景观》杂志,被认为是美国学界景观研究的先驱。相比于前两篇,第三篇文章在更长的时段范围内,考察十六至二十世纪欧洲人对自然的价值观变化,以突显景观的主观性。鉴于景观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本期专题尝试选择更多不同领域的学者及其著作,以展示其复杂性与多样性。本专题的第四、五、六篇文章正是将景观学分别与城市规划设计、历史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结合,彰显不同领域间的张力。另一方面,本专题的最后两篇文章,聚焦中西历史上的具体案例,是为了尽可能涵盖全球范围内不同时期和地区的景观,使读者们对世界景观的魅力有所感知。鸣谢专题策划人:江辉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汪利平,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学博士,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博士后。主要研究中国区域社会史和城市史。在《中国社会科学》、《亚洲研究》、《国际汉学》等权威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引言顺治六年(1649)十月,苏州文人尤侗(1618—1704)正在从家乡去浙东的路上。尤侗此行需经过杭州,但他原本不打算滞留,而是直接到杭州城南郊的渡口去过钱塘江。不过,他在等船之际突然改变了主意,反身向西北走了几十里山路去游览西湖。尤侗说,是西湖在晚明的盛誉让他临时忍不住游兴大发:“往余少时,客从湖上来,辄夸苏堤杨柳袅袅随风,夹岸桃花剪绡裁锦,闻之心醉,有小腰人面之思。”但是一到西湖他的幻想就破灭了,因为呈现在他面前的竟是一片残破景象:“(桃柳)今乃为官军斩伐都尽,千丝万絮无一存者,荒草之中,断根偃卧而已;遥望湖心亭倾欹,几欲坠水,四周台榭,半就湮芜,昔之锦缆牙樯,香车宝马,紫箫公子,红粉佳人,不知化为何物!眼前所见,唯有寒鸦儿点梳掠斜阳,征鸿数行哀鸣孤渚者。”我们不能把尤侗的哀叹看成是借描绘残山剩水来抒发对明朝覆亡之悲哀的遗民情怀。因为尤氏不是明遗民,他早在1645年就已参与新朝的科举考试,并随后入仕。与其说他表达的是浓重的怀旧情绪,毋宁说是西湖美景不再这一事实给他带来的强烈震撼。让他惊诧莫名的是这处天下名胜的濒临消亡居然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眼前所见的衰景与他在家乡听游人归来夸耀的美丽西湖之间只不过相隔了十来年。而他与新朝的合作态度应该说更让他对西湖的残破景象缺乏心理准备。尤侗的失望和哀叹引出的问题是,西湖的景观环境为什么会受到破坏?景观的残破与明清易代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从另一方面来说,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有着尤侗所不具备的后见之明。我们知道西湖不仅没有像尤侗所哀叹的那样死去,而且它的存在仍是今天杭州成为中国最吸引人的城市之一的重要因素。然则西湖由衰转盛又发生在何时?促使这种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本文试图由这些问题出发来从环境史与文化政治史的角度探讨西湖在清代所经历的变迁。中外学界对中国环境史研究已有一定的开展,不过有关著作多是针对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和较长时段的环境变迁。环境变化通常是被看作主要是自然与人力互动的结果,学者的考察也侧重于缓慢的渐变过程。相比之下,本文所考察的西湖是个较小范围的水体环境,而关注的时段也集中在1689—1730年间。通过探讨这样一个微观环境在短时期内发生的突变,本文希望能够凸显城市景观作为人工环境与原始自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像杭州这样的历史古城,其环境都经过少则数百年多则上千年的人为改造,故而后人面对的问题主要是来自前人长期对环境的控制和利用。西湖不但早在千年以前就已成为杭州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处名胜更是承载了极为复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象征。因此,西湖物质环境的变化就不仅仅缘于人们对其实用功能的规划和治理,更是与特定时代如何认识其文化价值有着直接的关系。探讨西湖在清初经历的变迁正可以使我们注意城市环境与特定时代文化政治大局之间的关系这个重要议题。西湖与士大夫文化和王朝兴衰要理解西湖这处名胜在清代的兴衰,我们首先有必要回顾它此前复杂的历史。西湖从一开始就是杭州城市环境的关键,可以说它的形成与杭州城市的成长有着共生关系。据前人研究,西湖最初只是一个礁湖,随潮涨潮落而出没不定,它真正成为一个淡水湖是在隋唐时期。当时开通的大运河使杭州处于连接北方与钱塘江流域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得以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的城市。但是,当时杭州距海岸线很近,市内地下水苦咸不适于饮用。近旁的西湖由于可以汇聚附近武林群山的溪流,当时人就构筑堤坝将其改造成对杭州城极为重要的淡水库。这个水库除了为杭州城提供淡水,在缺雨时也可以为周围农田灌溉供水以缓解早情。与西湖的水利实用功能相关,自唐代以来它也成为贤良士大夫任职杭州讲求水利的关注点。唐代有刺史李泌凿暗渠将甘甜的湖水引入城内。白居易任职杭州刺史时曾维修湖堤,并立下碑文,规定根据灌溉所需的放水量。作为一个水库,除了西湖的堤坝需要不时维修以外,也需要时常采取措施防止湖底被葑草和淤泥填塞。建都于杭州的吴越王国曾设有撩湖兵千人专门从事浚湖。此后西湖对杭州的重要性也使得地方官员常常将西湖水利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绩。这方面最为著名的是苏轼。在其第二次知杭州府期间(1089-1091),西湖水面因为葑草滋生和淤泥沉淀而日益萎缩。苏轼向朝廷说明西湖对杭州的重要性,并说服朝廷提供经费来疏浚西湖。苏轼高明地决定用挖出的淤泥在湖中筑成一条贯通南北的长堤,并在其间建有六座桥,以利湖水流通。这条长堤不但方便了西湖南北两岸通行,而且也因为它把西面分割成两部分而使景观更有层次。长堤上种植了桃柳,以利用其根系来巩固堤身,但也同时为湖光山色锦上添花。这条因苏轼而得名的苏堤从此就成为贤良土大夫讲求水利善政的一段佳话。不过白居易和苏轼为西湖所作的不仅仅是维护其作为杭州水源的实用功能,他们本身在士大夫文化中的偶像地位对西湖成为名山胜地也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如果说是作为刺史的苏轼从物质上挽救了西湖,那么作为诗人的苏轼才是真正将西湖从无数的水库之中升华成为一处风景名胜的文化英雄。用一位晚明文人的话说,西湖是“因人而名”的景观。苏轼在杭州所作的三百多首诗,大部分是关于他在西湖上的游览活动,他是第一个将西湖与出身不远处的美人西子联系起来的诗人:“湖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自唐至宋,文人墨客模仿白苏二人所作的西湖诗文不可胜数,反复的吟咏使西湖成为士大夫文化的一个重要地标。尤侗告诉我们,西湖在明末清初士人心目中早已是一个具有诗词和书画多层审美含义的空间:“于诗中见西湖焉:‘晴光潋滟,雨色空蒙’是也;于画中见西湖焉:‘柳浪闻莺’、‘花港观鱼’是也;于梦中见西湖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是也。”但是,对西湖的命运来说同样重要的是,它也曾与南宋君臣的偏安一隅、奢侈堕落,以至于亡国有着撇不清的干系。南宋之定都杭州,使这个原来的小小郡城迅速膨胀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当时杭城有谚语称:“南柴北米、西水东菜。”也就是说,西湖水与来自钱塘江上游的柴薪、太湖流域的米粮,以及杭城东郊的蔬菜一起,为维持多达百万人口的生存所必需。西湖的维护因此受到了南宋官府前所未有的重视。浚湖工作成为常规,使湖水面积保持在方圆三十里的规模。朝廷并禁止向湖中抛弃垃圾以保持湖水清洁。但是,在作为杭州饮用水源的同时,西湖也成为了南宋君臣荒淫享乐之地。湖面上各色游船星罗棋布,湖畔处处有皇室与达官贵人所建的离官别墅。西湖的美景因此与南来朝廷不积极寻求收复失地联系起来。一位南宋士人所作的诗很尖锐地表达了当时人对朝廷沉湎于享乐不思恢复失地的批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首诗很快就变得与苏轼对西湖的赞美同样有名面南宋最终被元灭亡以后,美丽堪比西子的西湖更被看成如同那位美人一样是以美色诱惑君王致其亡国的祸水。西湖并不止是在南来灭亡以后背上了一个坏名声。被认为在王朝兴衰中扮演了负面角色对西湖的生存造成了实质性的威胁。不但南宋时的名园别墅早已在蒙古征服之后湮灭,甚至西湖本身也在相当时期内消失。据明朝中期的当地学者田汝成说:“元惩宋辙,废而不治。兼政无纲纪,任民窥窃,尽为桑田。”正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