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两把锅铲舀饭

这栋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屋，住过了我家不同时空的六代人，最为“鼎盛”的时期是三代同堂十七口人。两把锅铲舀饭的故事也就是在那个年代发生。时至如今，那一段我虽然没有亲历但每每想起来都让人感慨满怀的旧事，就像眼前的清水江一样，无时无刻不流淌在我心里，历久弥深。

两把锅铲舀饭，说的是这一家人口多。太爷爷太奶奶养育我大爷爷、爷爷还有我姑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因为穷，没条件分家，大爷爷和爷爷两房兄弟即便各自成了家，但很长一段时间还是和两老共挤在这栋老屋，随着我父亲、叔叔和姑姑们相继出生，家里人口最多的时候达到十七口。爷爷一房养有我父亲和我叔以及两位姑姑，大爷爷一房养有我三位叔叔和三位姑姑。老屋是传统木结构，我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五柱七挂三开间的格局，配有天打后通（方言：破烂不堪的意思）的厢房和偏房，但相对这么一大家子来说，真有点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味道，楼上楼下，厢房偏房，都见缝插针地“安营扎寨”。就这样，全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围挤一张方桌，同舀一锅饭，共饮一缸水。每天到了饭点，一屋老老小小，用我奶奶的话说“像舞龙灯一样”在灶台边穿梭不停，夹菜时，筷子就像梭镖一样来回“穿插”，舀饭时，一把锅铲确实应接不暇，于是，大锅饭配两把锅铲，也就正常不过了。

我记事的时候，还对其中一把仍在“服役”的锅铲有些许印象，木头做的手柄，被磨得乌黑油亮，像太爷爷那根用了一辈子的烟杆。舀饭用，炒菜也用，手柄偶尔也用来擂草药。也许是每天高强度“操劳”，铲子被磨掉近半，就像风烛残年的老人剩下的半截黄牙。

两把锅铲舀饭，也是说这一家两房兄弟处得有意思。

不用说，那时的物资是匮乏的，日子是贫穷的。一年四季，一日两餐，餐餐舀的是红薯饭、玉米饭，炒的是让人吃得肠子发绿的白菜萝卜，唯有过年过节，两把锅铲才沾到点油水，舀到像小山包一样的白米饭。虽然那时候日子很苦，但一家血浓于水的亲情，却是热乎的。一直以来，全家没有鸡飞狗跳，也没有打骂哭闹。这在那吃饱穿暖都成问题的年代，特别是兄弟两房共挤一屋的境地，实属不易。处一段时间可以，处三年五载就难说了。那时父辈们虽小，但在长辈的言传身教下，都没有什么心眼，懂得互相谦让、互相照应。在旁人看来，这一家子队伍大，或许锣齐鼓不齐，但身在局中的他们却默契地相互照应，随着时间的积累和催化，相互之间的亲情就如同这陈酿一般，越来越醇香。

很长一段时间里，村里的老人说起我家，关键词就是“两把锅铲舀饭”。要是谁家拌个嘴，老人们去劝，时常也会搬出这个典故来。两把锅铲舀饭，本是迫于生活窘迫的无奈之举，说的人多了，竟然成了故事。

两把锅铲，要说没一点磕碰，那也不现实。两位爷爷干起活来是急性子，但有时也是慢性子，比如卷个喇叭筒吸上两口，也要磨蹭一个早工。好在两位奶奶有手段，也有肚量，摸透了这脾性，也就轻松拿捏了。当然，两位奶奶一开始在谁做饭炒菜谁洗碗筷的事情上，也互相闹点肚皮官司，太爷爷太奶奶看得明白，不偏不袒地帮姐妹俩分了工，官司也就迎刃而解了。太爷爷一辈子伺农为生，开荒拓田，养家糊口。因靠水而居的缘故，新中国成立前，放排成了他除了种地之外的又一重要活路，两位爷爷长到十五六岁的时候，体格已健壮得像一头能下田犁地的牯牛。庄稼人天生勤劳，竹木排也升级成了一艘能装二十几挑货物的木船，托运并贩卖木炭、桐籽、干柴，等等，沿家门口的清水江，上游到松桃，下游到茶峒、泸溪、沅陵等地，最远到了常德，奔波在离家百里千里的激流险滩里头。新中国成立后，太爷爷参军随部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一年半，因突发恶疾不得不退伍返乡。太奶奶接人待物是村里出了名的好心肠，婆媳仨处起来也是相互配合和包容。打记事起，两位奶奶从同处一屋檐下直到分家相邻而居，我没见她俩红过脸。

更让人感慨的是，两位奶奶和我外婆同一年代仨亲家，也是处得乐和，凑到一起的时候，话就多了起来，互相逗个嘴，最后乐得开怀大笑。外婆一生养育八个女儿，虽然劳苦了一辈子，但乐观开朗，不像外公寡言少语。八个女儿一一外嫁，外婆编进了她的苗歌里，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就像撒豆播种，不论所落土地肥瘦，都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全辈子就宽心了。”外婆能编会唱苗歌，所编所唱的均是教育子女敬亲孝老、为人处世的歌谣，成了家的善男信女喜欢听，上了年纪的更是喜欢听。外婆家离我家七八里山路，只要外婆来我家，夜晚的火坑边，自然少不了苗歌。火坑里柴火烧得正旺，邻里的老老少少围坐一圈，外婆的声音低沉却气韵十足，满屋子人听得入味。两位爷爷的草烟不知抽了多少筒，隐约听到了公鸡打鸣声，大家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入睡。有几次母亲早已把房间铺好，外婆却执意邀奶奶共睡一床，那个年代的人，抵足而眠的情谊，大抵如此吧。

分家，苗语叫“判阡”，意为成双成对的两只水桶分开。上世纪七十年代，大爷爷分家了，这也结束了长达七八年两把锅铲舀饭的历史。再后来，父亲和大叔也相继“判阡”，成家立业。得益于地理条件的眷顾，相继落成的三房新居都是挨着老宅，左右相邻而居，参加工作的叔辈们也在城里安了家，嫁出去的姑姑们像外婆唱的那样，撒豆播种，落地生根。分了家，自家有了自家的锅铲，自家过上自家的日子，但兄弟姊妹之间，婆媳之间，妯娌之间，堂兄弟姐妹之间，过着平常的日子，处得还是如同一家人。虽然有时难免锅碗碰着盆，但这何尝又不是生活的趣味。锅铲虽小，方桌也小，但方寸间，却蕴藏着许多值得我们传承下去的道理。

如今，那栋老宅仍是旧时模样，除了在一次搬迁过程中换掉几根柱子，以及精准扶贫期间由政府实施民居改造部分重新装修之外，房屋结构，仍然硬扎。饱经风霜，却又风骨犹存，顶天立地，坚挺在这片土地上。前些年，老屋又经过了一些修补：检瓦、堡坎，重新平整了院子，装了栏杆。这老态龙钟的老屋，又重新焕发着勃勃生机。逢年过节，几家人聚拢在一起，仿佛又回到了从前两把锅铲舀饭的日子。

老屋犹在，遗憾的是，屋里的老人却相继离开。太奶奶太爷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相继离开我们，只留下那座老屋和那根用了一辈子的烟枪。每年的清明节，爷爷早早地就买回了油纸，花上一个早晨的工夫，自己裁剪好，去太爷爷太奶奶以及祖辈们的坟头挂青。一九九八年，积劳成疾的爷爷不幸中风，半身不遂，经过医治，勉强能走动，但左手和左脚硬是使不出劲，一瘸一拐，异常艰难，在我眼里一直健壮如山的身影变得干瘦枯槁。到了清明节，父亲和叔叔们又在远方打工和求学，他只好教我这个长孙做清明纸。清明纸是早晨上学时奶奶给我零钱从乡场上买回来的。首先把油纸折叠整齐，再用两颗钉子钉住两头，固定在一块木板上，用圆凿整齐地打出铜钱的模样，几道工序做完，然后小心翼翼地拆开，最后，和早已准备好的香纸酒肉一起装进背篓里。爷爷拄着拐杖，步履蹒跚走在前面，我背着背篓走在后面，爬坡，过坎，爷孙俩瘦小的身影，一会儿走过羊肠小道，一会儿走过茂密的丛林。二OO五年夏和二OO八年秋，两位爷爷也相继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一辈子未曾远离的老屋。

未曾经历离别，以前的清明节多少只算个看客。如今的清明，伤感陡增，那个在一旁教我凿清明纸的老人永远不可能出现了。起初市场上还没流行花花绿绿的清明纸，我仍然是从乡场上买回油纸，用爷爷教会我的手艺，一折一剪、一钉一凿，做好后，去看望长眠于高山之上的爷爷。很多时候，一些画面总是浮现在脑海：爷爷喜欢讲《三国演义》，桃园结义、蒋干盗书、舌战群儒等精彩故事，原文中的对白，竟能脱口而出；第一次上大学，为了赶车，腿患严重风湿的大爷爷，深一脚浅一脚地送我到四公里之外的村庄去搭车，这是他唯一一次送我上学，也是最后一次……

岁月沧海桑田，太阳依旧从村庄东边的山冈升起，只是村庄里的老人悄然地离去。随着老一辈人的离去，两把锅铲的故事也鲜有提起。但是，那一段历史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木屋仍在，炊烟照常升起。两把锅铲，不仅让在贫苦中成长的他们填饱了肚子，也让在贫苦中成长的他们富足了精神，这种精神，一定会在我家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