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约——宋代瑞州学子的这种互助模式，帮助他考上了状元，走上人生巅峰

宋代“义约”的产生

帮助考生顺利完成科举

宋代科举制度高度发达，是朝廷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宋代统治者极力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支持寒门子弟入仕。

这使得更多的士子投身于科举之中。但是，对于家境贫寒的下层士人，科举备考费用、赴京盘缠、在京生活费用都是沉重的负担。因此，宋代的书院、经馆、私塾等私学充分发展。在这样的时代土壤上，“义约”这种互助模式就产生了。

“义约”最初产生于南宋，是理学家谢谔（1121-1194）在江西创设的。“义约”为贫困士子进京赶考提供了经济保障，也给士子带来了切实的帮助和莫大的精神鼓舞。南宋的江西，考风正盛，实力非凡，义约在江西也最为盛行。

“义约”就是用签约形式资助得解举子赴省应试。义约的名目繁多，以江西地区为例，就有以科举为名的“词赋义约”“经赋义约”，以等第为名的“龙头义约”“梯云义约”“甲科义约”“南宫义约”，以地域为名的“新昌县义约”“古洪三洲义约”“楚泮荣登义约”“安仁县兴德乡义约”，及以个人名义立约、以姓氏为名立约。义约的经费筹措形式包括众筹、得第者捐款、私试各科第一名出资等。

宋时“义约”的产生，不仅是对于考生经济上的互助，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功能就是他们以约为名共同学习举业。义约实际上包含着两种组织形式：经济上类似于互助会，活动形式上则等同于当时的文社。

姚勉（1216-1262）是南宋宝祐元年（1253）癸丑科状元，他就是一名“义约”模式下的得益者及大力推广者。靠着“义约”的资助，姚勉顺利地通往中央参加省试，并通过科举最终考取状元。

姚勉出生在江西瑞州府新昌县天德乡灵源村（今宜丰县新庄镇）。姚勉初生时曾被遗弃在山野雪地，因此成年后自号“雪坡”。姚勉的恩师是丰城人乐雷发，这也是江西诗派的著名诗人。姚勉与丰城地主邹氏联姻后，邹氏也曾两次资助姚勉进京师参加太学补试。

淳祐十二年（1252），姚勉第三次赴京赶考。此次赴京，姚勉手持解额，除了家里及地方政府的赞助外，高额的路费盘缠还是让姚勉有些犯难。

正是“义约”的出现，解了姚勉的燃眉之急，让姚勉的进京赶考路费有了更多的筹措方式。到底与谁一起参加的“义约”，姚勉文集中未有详提，只是略将此事记录。但从他日后非常热衷于为“义约”作序这件事来看，姚勉非常感恩于“义约”，也成为了“义约”的大力推广者。

据《雪坡集》、《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古籍记载，姚勉曾至少为8处“义约”作序，排行在中国历代“义约”文献之首。

目前遗存姚勉作序的义约文献有8篇，其中6篇是关于高安的，《词赋义约序》《乙卯词赋义约序》《瑞州经赋义约序》《高安义约序》《陈氏同宗义约序》《邹氏同宗义约序》；1篇关于新昌（今宜丰）的《新昌义约序》；1篇是南昌/新建/丰城三地联合的《古洪三州义约序》。这几地均是姚勉曾求学过的地方。

姚勉是江西瑞州人，那时瑞州的府衙设在高安县。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建立了新昌县（今宜丰镇），姚勉所在的天德乡（今宜丰新庄镇）也从高安县分出。

高安作为瑞州的府衙所在地，也是姚勉求学路上呆过最多的地方之一。姚勉考取状元之事，极大地给激励了高安学子，更加大了“义约”的推广。高安各地或以县名，或以考试科目为名，或以家族姓氏为名，纷纷订立“义约”，既在经济上帮扶，也在学业上互助。

“义约”既然有所“约定”，就必须拿纸笔写下。有文，就有序。而高安各“义约”所邀请的写序之人，最佳人选就是从瑞州考出去、一举天下闻的姚勉。姚勉也是义不容辞，欣然应邀作序。

从姚勉的文集中多篇义约序，我们可大致了解义约的资助对象、组织形式、作用、组织形态等内容。

首先，义约服务的对象主要是获得解额后赴京城参加省试的举子。姚勉的诸篇义约序大多写在解试年，如《词赋义约序》为壬子春代时倡为义约的刘簿而作，即：作于淳祐十二年（1252），《乙卯词赋义约序》作于宝祐三年（1255），《新昌义约序》作于“岁丙午”，即宝祐六年（1258），《瑞州经赋义约序》作于“景定辛酉”，即景定二年（1261），均为解试年。且《瑞州经赋义约序》载：“士诣春官，合为约，义也。”“春官”二字即点明了其服务对象是取解举子。  

同时,义约是一种考生间自发形成的互助机制，如《瑞州经赋义约序》载：“士诣春官，合为约，义也。分而二之，有计多寡牟利心，非义矣。”《陈氏同宗义约序》云：“举子裒入京之助而为约，义也。”士人互相帮助，按照约定筹措旅费，入试春官。因此其资助对象也主要以为义约参与者为限。如《词赋义约序》：“己酉辙倡义为约以奉之。是年赋四人，皆在约。”特地强调了淳祐己酉年以词赋举第的四人皆是义约中人，也潜在说明了只有义约中人才能得到义约的资助。

另外，《高安义约序》中载“高安旧有《南宫义约》，今年邓君仲翊主之，且于约外捐金，捷者人致其助，意嘉矣。”可见义约须一名主理人进行组织。参与义约者基于个人能力，亦可在约定的金额之外，缴纳更多的财资。

从义约的作用上看，其除了直接意义上给赴京赶考的举子提供旅费、解决在京开销这一物质层面的作用，亦能在心理上为士人科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如《高安义约序》：

  试有约，作胜气也。请以战喻。庾有粮则将勇，军有赏则士往，矧提文阵之五兵，鏖词场之大敌者乎。此义约之所以立也。

科场如战场，义约的资助对于考生来说是类似于“粮草”的物资保证，是其冲锋陷阵的奖励，如此，考生们在接下来的省试和殿试中便能无后顾之忧，勇往无前，一举得胜。关于义约提供的这份“胜气”与“勇”，还有《瑞州经陚义约序》：“某余勇不足贾也”。

姚勉为高安写了两次“词赋义约序”，即《词赋义约序》和《乙卯词赋义约序》。在《词赋义约序》中，其还提到了以词赋科倡为义约的缘由。

  国初殿廷惟用赋取状元，有至宰相者，赋功用如此也。吾瑞先达竹溪雷公，亦以赋魁南宫，位枢府。由是以声律鸣者愈众，摇锋词场，赋为盛，贡于乡、第于太常相继也。预计偕者需续食，己酉辙倡义为约以奉之。是年赋四人，皆在约。明年，予侥幸偕约中人摧第，掌籍而试别头者亦第，赋四而第者三焉，亦可为盛矣。

宋初以来，进士科取士以诗赋为主，尤其以词赋为重。瑞州尚有先贤竹溪雷公以词赋达于天聪，举魁南宫，后又多有士人以此举第，因而士人认为乡邦自有词赋科魁脉流传，便于淳祐己酉年发起义约，而当年以词赋科取得解额的士人皆是此义约中人，第二年四人中又及第三人，因而在淳祐壬子年再申词赋义约之“义”。如此也可见士人在组织义约之时，一方面出于互助之义，一方面也考虑着科举及第概率，渗透着部分功利色彩。

明清以后，“义约”的在科举方面的功用逐渐被文社代替，仅剩经济互助方面的功能。不过仍具有重要意义。

“义约”的出现，在经济、学术、心理等多方面促进了结约之人的科考之路发展，使得包括众多寒门弟子在内的学子获益，推动了各地科举事业的发展，也极大促进了教育公平。

“义约”这种民间救助方式，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根基上开放的一束花朵，它是一股温暖人心的“正能量”，更是我国七八百年前的一项制度创新，值得在科举史、乡村建设史上书写一笔。

作为江西高安、宜丰、丰城等地“义约”重要的推广者——状元姚勉，也值得大家纪念和点赞！

参考文献：

[1]祝尚书.南宋科举“义约”考论[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3):96-104.

[2]阳达.试论宋代科举的义约现象[J].学术研究,2009,(04):153-155.

[3]孙继.日常生活视野下的宋代举人群体研究[D].西北大学,2018.

[4]李莉.宋季科举社会视角下的姚勉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20.DOI:10.27159/d.cnki.ghzsu.2020.001707.